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天,这里群英荟萃、少长咸集,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老艺术家,也有崭露头角的文艺新秀,有些同志过去就很熟悉,有些是初次见面。见到大家很高兴。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长期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艺创作、表演、研究、传播,在各自领域辛勤耕耘、服务人民,取得了显著成绩,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国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硕果累累,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文艺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今天召开这个座谈会,我早有考虑,直到现在才有机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同大家一起分析现状、交流思想,共商我国文艺繁荣发展大计。刚才,几位同志的发言都很好,有思想,有见地,听了很受启发。下面,我讲5个问题,同大家一起讨论。
第一个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文明史,近代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强国之一。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中华民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了无数艰难困苦,但我们都挺过来、走过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写道,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并一直影响着人类生活。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有洞察力。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阐释中华民族禀赋、中华民族特点、中华民族精神,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类文明是由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出访所到之处,最陶醉的是各国各民族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世界文明瑰宝比比皆是,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英国有乔叟、弥尔顿、拜伦、雪莱、济慈、狄更斯、哈代、萧伯纳、透纳等大师。德国有莱辛、歌德、席勒、海涅、巴赫、贝多芬、舒曼、瓦格纳、勃拉姆斯等大师。美国有霍桑、朗费罗、斯托夫人、惠特曼、马克·吐温、德莱赛、杰克·伦敦、海明威等大师。我最近访问了印度,印度人民也是具有非凡文艺创造活力的,大约公元前1000年前后就形成了《梨俱吠陀》、《阿达婆吠陀》、《娑摩吠陀》、《夜柔吠陀》四种本集,法显、玄奘取经时,印度的诗歌、舞蹈、绘画、宗教建筑和雕塑就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泰戈尔更是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我国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琪罗、蒙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等文艺巨人,发出了新时代的啼声,开启了人们的心灵。在谈到文艺复兴运动时,恩格斯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在我国发展史上,包括文艺在内的文化发展同样与中华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先秦时期,我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期。20世纪初,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端于文艺领域的创新风潮对社会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全民族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引擎。
现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按照党的十八大确立的奋斗目标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一步一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认识自己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我国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
第二个问题: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吸引、引导、启迪人们必须有好的作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也必须有好的作品。所以,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
文艺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文艺对年轻人吸引力最大,影响也最大。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文艺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相互了解和沟通的最好方式。去年3月,我访问俄罗斯,在同俄罗斯汉学家座谈时就说到,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年轻时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后,在我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今年3月访问法国期间,我谈了法国文艺对我的影响,因为我们党老一代领导人中很多到法国求过学,所以我年轻时对法国文艺抱有浓厚兴趣。在德国,我讲了自己读《浮士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在陕北农村插队,听说一个知青有《浮士德》这本书,就走了30里路去借这本书,后来他又走了30里路来取回这本书。我为什么要对外国人讲这些?就是因为文艺是世界语言,谈文艺,其实就是谈社会、谈人生,最容易相互理解、沟通心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凡此种种都警示我们,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
我同几位艺术家交谈过,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成人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人类文艺发展史表明,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文艺要赢得人民认可,花拳绣腿不行,投机取巧不行,沽名钓誉不行,自我炒作不行,“大花轿,人抬人”也不行。
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文艺魅力无不是内在充实的显现。凡是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品。福楼拜说,写《包法利夫人》“有一页就写了5天”,“客店这一节也许得写3个月”。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正是有了这种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好的文艺作品才能打造出来。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就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追求,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清冷和“独上高楼”的寂寞,即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即便是“人憔悴”也心甘情愿,最后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领悟。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同创新能力不足很有关系。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唐代书法家李邕说:“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宋代诗人黄庭坚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要把创新精神贯穿文艺创作生产全过程,增强文艺原创能力。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提倡体裁、题材、形式、手段充分发展,推动观念、内容、风格、流派切磋互鉴。我国少数民族能歌善舞,长期以来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艺成果,这是我国文艺的瑰宝,要保护好、发展好,让它们在祖国文艺百花园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繁荣文艺创作、推动文艺创新,必须有大批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文艺是给人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的,艺术家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水平、道德水平是根本。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努力做到“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除了要有好的专业素养之外,还要有高尚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认真严肃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讲品位,重艺德,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努力以高尚的职业操守、良好的社会形象、文质兼美的优秀作品赢得人民喜爱和欢迎。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由于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等发展,文艺乃至社会文化面临着重大变革。要适应形势发展,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加强正面引导力度。近些年来,民营文化工作室、民营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签约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自由美术工作者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这些人中很有可能产生文艺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第三个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江泽民同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人民的历史创造中进行艺术的创造,在人民的进步中造就艺术的进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第一,人民需要文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必须抓好经济社会建设,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抓好文化建设,增加社会的精神文化财富。物质需求是第一位的,吃上饭是最主要的,所以说“民以食为天”。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还有,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他们想了解中国,想知道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想知道中国人对自然、对世界、对历史、对未来的看法,想知道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想知道中国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民族特性,等等。这些光靠正规的新闻发布、官方介绍是远远不够的,靠外国民众来中国亲自了解、亲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一部小说,一篇散文,一首诗,一幅画,一张照片,一部电影,一部电视剧,一曲音乐,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都能以各自的魅力去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京剧、民乐、书法、国画等都是我国文化瑰宝,都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文艺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列宁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古诗源》收集的反映远古狩猎活动的《弹歌》,《诗经》中反映农夫艰辛劳作的《七月》、反映士兵征战生活的《采薇》、反映青年爱情生活的《关雎》,探索宇宙奥秘的《天问》,反映游牧生活的《敕勒歌》,歌颂女性英姿的《木兰诗》等,都是从人民生活中产生的。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李绅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等等,也都是深刻反映人民心声的作品和佳句。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因此,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信心。
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件事情。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第三,文艺要热爱人民。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鲁迅就对人民充满了热爱,表露他这一心迹最有名的诗句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的作家贾大山,也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去世后,我写了一篇文章悼念他。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也是作家艺术家最大的幸福。
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对人民,要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
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曹雪芹如果没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过全景式的观察和显微镜式的剖析,就不可能完成《红楼梦》这种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写作。鲁迅如果不熟悉辛亥革命前后底层民众的处境和心情,就不可能塑造出祥林嫂、闰土、阿Q、孔乙己等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
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有一位苏联诗人形容作家坐在屋里挖空心思写不出东西的窘态是“把手指甲都绞出了水来”。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正所谓“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
当然,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
有的同志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说的是有道理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进步,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浴血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程,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极为丰富的生产生活,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极为肥沃的土壤,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只要我们与人民同在,就一定能从祖国大地母亲那里获得无穷的力量。
第四个问题: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
这段时间,我集中强调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集体学习,我作了讲话,对全社会提了要求。五四青年节,我到北京大学去,对大学师生讲了这个问题。5月底,我在上海考察工作时,对领导干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了要求。六一儿童节前夕,我在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同师生们座谈时讲了这个问题。6月上旬,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院士们也提了这方面要求。9月教师节前一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同师生座谈,再次强调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要对文艺界提出这方面要求,因为文艺在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具有独特作用。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我曾经讲过,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很快。同时,我国社会正处在思想大活跃、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的时代,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人价值观缺失,观念没有善恶,行为没有底线,什么违反党纪国法的事情都敢干,什么缺德的勾当都敢做,没有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家庭观念,不讲对错,不问是非,不知美丑,不辨香臭,浑浑噩噩,穷奢极欲。现在社会上出现的种种问题病根都在这里。这方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
我们始终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因此,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成为我们生而为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支柱,成为百姓日用而不觉的行为准则。要号召全社会行动起来,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充分认识肩上的责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同时,文艺界知名人士很多,社会影响力不小,大家不仅要在文艺创作上追求卓越,而且要在思想道德修养上追求卓越,更应身体力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做到言为士则、行为世范。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一首短短的《游子吟》之所以流传千年,就在于它生动讴歌了伟大的母爱。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健康向上、永远充满希望。
文艺创作不仅要有当代生活的底蕴,而且要有文化传统的血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事实上,外国人也跑到我们这里寻找素材、寻找灵感,好莱坞拍摄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影片不就是取材于我们的文化资源吗?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有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有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传承中华文化,绝不是简单复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摒弃消极因素,继承积极思想,“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当然,我们强调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和弘扬中国精神,并不排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其实,现代以来,我国文艺和世界文艺的交流互鉴就一直在进行着。白话文、芭蕾舞、管弦乐、油画、电影、话剧、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鲁迅等进步作家当年就大量翻译介绍国外进步文学作品。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学习借鉴苏联文艺,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苏联的芭蕾舞、电影等,苏联著名舞蹈家乌兰诺娃以及一些苏联著名演员、导演当年都来过中国访问。这种学习借鉴对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文艺对世界文艺的学习借鉴就更广泛了。现在,情况也一样,很多艺术形式是国外兴起的,如说唱表演、街舞等,但只要人民群众喜欢,我们就要用,并赋予其健康向上的内容。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艺术也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生命力。比如电影领域,经过市场竞争,国外影片并没有把我们的国产影片打垮,反而刺激了国产影片提高质量和水平,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了,具有了更强的竞争力。
第五个问题: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各级党委要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高度,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把文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贯彻好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把握文艺发展正确方向。要选好配强文艺单位领导班子,把那些德才兼备、能同文艺工作者打成一片的干部放到文艺工作领导岗位上来。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政治上充分信任,创作上热情支持,营造有利于文艺创作的良好环境。要诚心诚意同文艺工作者交朋友,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倾听他们心声和心愿。要重视文艺阵地建设和管理,坚持守土有责,绝不给有害的文艺作品提供传播渠道。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对文艺工作的指导和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引导和团结,为推动文艺繁荣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文联、作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行业服务、行业管理、行业自律,真正成为文艺工作者之家。
现在,文艺工作的对象、方式、手段、机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传统文艺创作生产和传播,我们有一套相对成熟的体制机制和管理措施,而对新的文艺形态,我们还缺乏有效的管理方式方法。这方面,我们必须跟上节拍,下功夫研究解决。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于评论高度”。文艺批评褒贬甄别功能弱化,缺乏战斗力、说服力,不利于文艺健康发展。
真理越辩越明。一点批评精神都没有,都是表扬和自我表扬、吹捧和自我吹捧、造势和自我造势相结合,那就不是文艺批评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天下哪有十全十美的东西呢?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有了真正的批评,我们的文艺作品才能越来越好。文艺批评就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不能因为彼此是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抹不开面子,就不敢批评。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
同志们!“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党中央对文艺工作和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希望文艺战线和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好更多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摘自于:新华网 2015年10月14日)
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尊敬的代比总统,
尊敬的基塔罗维奇总统,
尊敬的洪森首相,
尊敬的巴妮主席,
尊敬的加西亚副总统,
尊敬的克拉克署长,
尊敬的陈冯富珍总干事,
尊敬的卡马特行长,
尊敬的金立群候任行长,
尊敬的各位使节、各位贵宾,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基本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2000年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千年发展目标。那时以来,各国为实现千年发展目标采取行动,进行不懈努力。到今年,全球在消除贫困、普及教育、防治疟疾和肺结核等传染病、提供清洁饮用水、改善贫民窟居住条件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基本完成,全球减贫事业取得重大积极进展。
在上个月召开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各国通过了以减贫为首要目标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再次向世界展示了国际社会携手消除贫困的决心和信心。
由于种种原因,贫富悬殊和南北差距扩大问题依然严重存在,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社会冲突等一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足寒伤心,民寒伤国。”我们既为11亿人脱贫而深受鼓舞,也为8亿多人仍然在挨饿而深为担忧。实现全球减贫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今天,我们相聚在北京,就是要向世界表明,我们将加强减贫发展领域交流合作,互学互鉴,共享经验,积极呼应和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落实。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出台有利于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发展的政策,为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我们坚持政府主导,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总体发展战略,开展大规模专项扶贫行动,针对特定人群组织实施妇女儿童、残疾人、少数民族发展规划。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既扶贫又扶志,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提高其发展能力,发挥其主体作用。我们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我们坚持普惠政策和特惠政策相结合,先后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3-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在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普惠政策支持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实施特惠政策,做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
经过中国政府、社会各界、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以及国际社会积极帮助,中国6亿多人口摆脱贫困。2015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中国基本实现。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回顾中国几十年来减贫事业的历程,我有着深刻的切身体会。上个世纪60年代末,我还不到16岁,就从北京来到了陕北一个小村庄当农民,一干就是7年。那时,中国农村的贫困状况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我当时和村民们辛苦劳作,目的就是要让生活能够好一些,但这在当年几乎比登天还难。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我到过中国绝大部分最贫困的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新疆等地。这两年,我又去了十几个贫困地区,到乡亲们家中,同他们聊天。他们的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
25年前,我在中国福建省宁德地区工作,我记住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至今,这句话依然在我心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人民幸福。尽管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未来5年,我们将使中国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一步。
为了打赢这场攻坚战,我们将把扶贫开发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内容,大幅增加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惠及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政策措施,提高市场机制的益贫性,推进经济社会包容性发展,实施一系列更有针对性的重大发展举措。
现在,中国在扶贫攻坚工作中采取的重要举措,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我们坚持中国制度的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一起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我们注重抓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我们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我们正在采取一系列措施,让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让他们同其他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向着美好生活奋力奔跑。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其中700多名中国好儿女为他国发展献出了宝贵生命。中国先后7次宣布无条件免除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到期政府无息贷款债务。中国积极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的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未来15年,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凝聚共识、同舟共济、攻坚克难,致力于合作共赢,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此,我愿提出如下倡议。
第一,着力加快全球减贫进程。在未来15年内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将每天收入不足1.25美元的人数降至零,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发达国家要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发展中国家要增强内生发展动力。在前不久召开的联合国系列峰会上,我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亿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落实2015年后发展议程;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未来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的项目支持,包括lOO个减贫项目、100个农业合作项目、100个促贸援助项目、1OO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100所医院和诊所、100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等。
“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中国人民历来重友谊、负责任、讲信义,中华文化历来具有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的优良传统。在此,我愿重申中国对全球减贫事业的坚定承诺。
第二,着力加强减贫发展合作。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同各方一道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将落实好《中国与非洲联盟加强减贫合作纲要》、《东亚减贫合作倡议》,更加注重让发展成果惠及当地民众。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
第三,着力实现多元自主可持续发展。中国坚定不移支持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对接发展战略,推进工业、农业、人力资源开发、绿色能源、环保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帮助各发展中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前不久,我在联合国主持召开了南南合作圆桌会,同20多位国家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一道,交流南南合作经验,达成广泛深入的共识。中方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不断深化减贫等各领域的南南合作,携手增进各国人民福祉。
第四,着力改善国际发展环境。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是消除贫困的重要条件。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就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
最后,我呼吁,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奋斗!
祝这次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来自于:新华网 2015年10月16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9人,候补中央委员156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也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习近平就《建议(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挑战,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强和创新宏观调控,有效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
全会认为,到二〇二〇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十三五”规划必须紧紧围绕实现这个奋斗目标来制定。
全会高度评价“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认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全会深入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全会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二〇二〇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〇一〇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培育发展新动力,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拓展发展新空间,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培育壮大若干重点经济区,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积极提出并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〇二五》,实施工业强基工程,培育一批战略性产业,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构建发展新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现代财政制度、税收制度,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减少政府对价格形成的干预,全面放开竞争性领域商品和服务价格。
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在协调发展中拓宽发展空间,在加强薄弱领域中增强发展后劲。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倡导科学精神,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坚持发展和安全兼顾、富国和强军统一,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自然岸线格局,推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主体功能区,发挥主体功能区作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基础制度的作用。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实施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树立节约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建立健全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勤俭节约的社会风尚。加大环境治理力度,以提高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善天然林保护制度,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必须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推进双向开放,支持沿海地区全面参与全球经济合作和竞争,培育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提高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水平。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提升港澳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促进和谐,以互利共赢方式深化两岸经济合作,让更多台湾普通民众、青少年和中小企业受益。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二〇三〇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提高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教育质量,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逐步分类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率先从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实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促进就业创业,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提高技术工人待遇。缩小收入差距,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健全科学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正常增长机制、支付保障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理顺药品价格,实行医疗、医保、医药联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实施食品安全战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全会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党委必须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加强党的各级组织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动员人民群众团结奋斗,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提高宣传和组织群众能力,加强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的协商,依法保障人民各项权益,激发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主人翁意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最大限度凝聚全社会推进改革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识和力量。加快建设人才强国,深入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发展,全面提高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牢固树立安全发展观念,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切实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坚决维护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国防等安全。
全会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建议》确定的各项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全党要把思想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认清形势,坚定信心,继续顽强奋斗,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果,健全改进作风长效机制,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着力解决一些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形成敢于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刘晓凯、陈志荣、金振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令计划、周本顺、杨栋梁、朱明国、王敏、陈川平、仇和、杨卫泽、潘逸阳、余远辉开除党籍的处分。
全会号召,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来自于:新华网 2015年10月29日)
新华社评论员:向全面建成小康的决胜阶段奋进
——写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闭幕之际
聚焦全面小康,续写中国故事。在这个满载着收获与希望的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站在“十二五”即将圆满收官、“十三五”就要扬帆起航的历史节点,全会的召开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擘画蓝图、指明路径,对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必将进一步凝聚起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迈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以及实现这一奋斗目标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必须树立的发展理念。《建议》集中全党全社会思想共识和行动智慧,着眼于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党对所肩负历史使命的深刻把握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充分反映了亿万人民的共同意愿,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昨天的奋斗为今天奠基,美好明天从今天起航。回首“十二五”,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起走过很不平凡的5年,携手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欣欣向荣的发展新局面,共同见证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党带领人民把改革创新的成果刻在历史发展的年轮之上,写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之中。
梦想在不懈努力中绽放,事业在接力奋斗中发展。“十三五”规划之于今日中国,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期的“收官”性规划,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奠基”性规划。继往开来,更上层楼。全会深入分析“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作出重大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迎难而上、乘势而进,关键在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用辩证思维谋划、以发展理念引领、靠战略举措推进,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新形势催生新理念,新任务提出新要求。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深刻总结,是面向“十三五”、引领新常态的方向指引,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只有深入领会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准确把握五大发展理念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关系,将之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以理念创新引领实践创新,用创新理念推动改革发展,就能凝聚起亿万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无穷智慧和磅礴力量,在新的历史起点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
成就美好梦想、铸就复兴伟业,需要不懈努力和接续奋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进入最后5年的决胜阶段。把思想统一到五中全会精神上来,把全会各项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宏伟目标激励着我们,美好未来召唤着我们。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艰苦奋斗,共同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加光明的前景。
(来自于:新华网 2015年10月29日)
人民日报社论: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茫茫九脉流中国,纵横当有凌云笔。金秋时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这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全会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出发,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战略性和操作性相结合,明确提出“十三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要求、基本理念、重大举措,描绘了未来5年国家发展蓝图,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胜利的纲领性文件。
今天的努力是明天的基础。“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发展很不平凡的五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顽强拼搏、开拓创新,奋力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将胜利实现,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国际影响力又上了一个大台阶。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指导和行动指南。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决胜阶段。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综合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决战决胜、乘风破浪,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必须确立新的发展理念,用新的理念引领新的发展。“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导。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建议》强调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要坚持创新发展,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必须紧紧扭住实现全面小康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比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我们不能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口的生活水平处在扶贫标准线下。再比如,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推动“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关键一步。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激发同心同德的精神和力量,凝聚决战决胜的信心和勇气,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奋力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如期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来自于:人民日报2015年10月30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以前瞻性引领更长远发展
在实现中国梦的行进坐标中,全面小康是“关键一步”;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征程上,全面小康是第一个“百年渡口”。2016—2020,要在这五年时间里,把一个人口比欧盟、美国和日本加起来还多的大国带入全面小康,这是人类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不仅考验“纷繁世事多元应”的运筹智慧,更检验“击鼓催征稳驭舟”的领导能力。
用五年规划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国特有的战略模式。“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个预,就是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和大局,认清机遇和挑战,准确分析不利环境和有利条件,从而未雨绸缪,系统谋划,趋利避害,赢得发展的主动权。“聚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既定目标,着眼于我国未来5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浙江、贵州、吉林等地调研,听取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强调“突出前瞻性和引领性”,为制定“十三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前瞻性体现在科学准确的判断。“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仍处在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相互叠加的严峻挑战。这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战略判断。机遇仍在,要求我们有战略定力、有战略自信,以平常心面对压力,保持宏观政策的总体稳定;矛盾叠加,要求我们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准备。“既不能脱离实际、提过高的目标和要求,也不能囿于一时困难和问题而缩手缩脚”,这应该成为未来五年我们始终坚持的战略原则。
前瞻性体现在发展理念的完善。随着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迈进,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如何全面化解产能过剩,通过市场机制培育新兴产业?如何针对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趋势,释放消费潜力?如何以创新为驱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增强更新发展理念的自觉性和紧迫感,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实现新旧发展动能的平稳切换。
前瞻性体现在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帮助7000多万人口摘掉贫困帽子,这些刚性要求倒逼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既定的任务,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少矛盾不会随着某一项指标的完成而消失。只有时刻保持问题意识,紧紧抓住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要问题,以问题为导向,切实探寻解决之道,才能在更深层次上揭示规律、把握规律,为更长远的发展奠定基础。
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以五年规划的制定为契机,把发展的眼光放得更远,把奋斗的脚步踩得更实,我们必将实现预期的目标,成就辉煌的梦想。
(来自于: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28日)
人民日报评论员: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一份国家的发展蓝图,对接着亿万人民的小康梦想,标示出一个民族的复兴伟业。
金秋十月,正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研究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划定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航标。这是一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谋篇布局、为迈向第一个百年目标凝心聚力的重要会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战略擘画和顶层设计,“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必将把“中国号”巨轮带入一个全新的水域。
中国的发展前后相续,站在两个五年规划的交汇点上,一个发展的“中国故事”愈发清晰。过去五年,中国经济高位跃升、改革全面推进、民生持续提升、生态不断改善,我们以变革抓住机遇、用变革应对挑战,将改革发展和复兴之路的现实方位标示得格外清晰。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判断:“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现代化巨轮扬帆破浪,正当其“时”——
全新方位中,我们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十二五”前4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分之一。深化改革的红利在不断释放、全球合作的动能在不断提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构建全球经济新版图,战略方位的变化带来全新的发展机遇。未来五年,抓住并用好机遇,我们就能完成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跨越。
关键节点上,我们正面对改革攻坚期。前行之路从无坦途,“十三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紧迫而繁重。中国经济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人口结构变化、产能过剩、资源环境压力等,都是“拦路虎”;中国社会也仍在深刻转型,社保、教育、医疗等问题,都是“硬骨头”。未来五年,振奋精神、凝心聚力,我们才能走好复兴之路上的“关键一程”。
面对这样的发展时机、历史契机,我们更需认清大局与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信心——
发展之势,在我们这边。新常态下,新的增长点正在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三大产业”“三驾马车”的比重变化,“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的明确目标,让经济形势、运行态势总体向好。亚投行用资金完善全球金融架构,“一带一路”用合作共赢构建世界经济地理新版图,整个世界正在我们面前展开。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仍然广阔,“十三五”的中国必能不断向好。
人心之势,在我们这边。从“十二五”前4年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9.5%,到“十三五”期间带领7000多万人摆脱贫困,改革中的“获得感”、发展中的“幸福感”,深深植根于亿万人民心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疑会贯穿于未来五年的发展之路。“人心是最大的政治”,这样的万众一心、满怀信心,正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最好的基本面。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确立“三步走”战略;跨入新世纪,我们党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现代化的夙愿逐步变成现实,民族复兴的前景正在铺展开来,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百年目标迈进,时和势都在我们这边,我们有能力、有信心在“十三五”期间,完成历史使命、收获更大光荣。
(来自于:人民网-人民日报2015年10月27日 01 版)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当代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毫无疑问,正在成为我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2015年4月28日,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由此,为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指明了方向,并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思想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创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些观点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新性回答。
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我们党是一个坚持科学理论武装、先进性特征鲜明的党,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经受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成熟自信的党,始终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各界人士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人民政协事业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这些观点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创新性回答。
关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系统完整的新理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是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活力和动力;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关键是要靠科技力量;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这些观点是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创新性回答。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规划了
实现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
如何实现上述宏伟的目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进行了谋划。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要按照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标准、市场价值、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还要做到一个“凡是”和两个“一律”: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对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规范管理、提高效率;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
运用大逻辑,推动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认识、适应、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在2014年11月召开的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际增量依然可观,而且增长质量在不断改善;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增长主体更加多样;中国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前景更加稳定,发展效能不断提升。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还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都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使“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保证人民依法有效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把口号变成行动,把诺言变成现实。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意味着切实防止了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少权甚至无权的现象,切实防止了“家长制”、“一言堂”、“独断专行”的现象,切实防止了选举时漫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更无人践诺的现象,切实防止了权力倾轧、结党营私、政局动荡的现象,切实防止了“萝卜招聘”、“绕道进人”、“因人画像”等现象,切实防止了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的现象,切实防止了权力制约上的“牛栏关猫”、“铁帽子王”、“刑不上大夫”的现象。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指导
我们前进的方法论原则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仅客观认识到了我们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复杂的现实问题,而且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科学路径。
首先,体现了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2015年1月23日,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我们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看作是当前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这里的主要矛盾就是中心问题。因此,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每一项工作都融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不能游离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外。
其次,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处体现着辩证法的科学精神,具体表现为:(1)国情、世情、党情“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第一,国情的“变与不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到21世纪中叶,这一百年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不变的国情。但同时,要看到,不变中有变,2014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000美元,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产业结构以及城市结构的复杂程度已经不是1956年初级阶段开始时、1978年改革开放启动时甚至进入21世纪新千年时所能比拟的。做好任何方面的工作都要立足这一基本国情,处理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第二,世情的“变与不变”。2014年11月28日,在出席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国际环境有“五个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这实际上就是五个变与五个不变:复杂性、曲折性、尖锐性、长期性、不确定性,这就是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时代主题、国际体系变革、亚太地区总体格局,都不会改变。第三,党情的“变与不变”。我们党的党员数量不断增加,截至2014年12月底,党员人数达到8779.3万人,约是1956年的8.8倍、是1978年的2.5倍,不管数量怎样变化,对于党员质量的要求没有变。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不断变化,如我们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执政的,不管条件如何变化,对于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要求没有变。(2)战略目的和手段的辩证关系:战略目的和手段的有机统一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的,其他三个全面是战略手段,其中,全面深化改革是战略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战略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战略基础。战略手段之间的有机统一性,各项改革要有法有据,法治建设也要促进改革;改革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党的建设要促进改革;依法治国要使党治国理政法治化,全面从严治党使全面依法治国更加能动化、科学化。战略动机与结果的有机统一性,无论是哪一个全面都有一个啃硬骨头的问题,有一个过险滩的问题,辩证法要求我们:敢于啃硬骨头,还要善于啃得下、崩不了牙;敢于涉险滩,还要能上岸。
再次,体现了系统分析的要求。培育以整体性、系统性、普遍性、全面性为特征的辩证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看形势做工作不能盲人摸象、坐井观天、揠苗助长、削足适履、画蛇添足。”如何培育辩证思维?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事实的整体性,从整体上去把握事物,不是孤立地看问题。正如列宁所言,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毫无疑问,正在成为我们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不懈努力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辛向阳)
(来自于:求是理论网 2015年10月29日)
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谬误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股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中国革命史,否定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进而否定中华民族文明史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尽管其表现形式多样,但共同理论基础都是唯心史观。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用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衡量中国发展道路,是其显著特点。
一、用抽象的人性抹杀善恶的区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历史的长河中,涌现出无数为民族大义前仆后继的英雄,也充斥着贪生怕死、开历史倒车、卖国求荣之徒。后来者正是从这种界限分明的是非善恶中获得激励与警示。
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看来,人并没有截然的是非善恶之分,“好人不好,坏人不坏”,“坏蛋也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从而混淆、解构了对一些历史人物已有的基本判断。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以及网络恶搞中,他们将人做了“扁平化”处理。对待英雄,用各种戏谑、反讽甚至造谣的方式,将其光荣事迹弱化甚至丑化。例如,说黄继光是因为摔倒了才堵上枪眼的,董存瑞牺牲是因为炸药包两面都贴上了胶,等等。相反,对土匪、汉奸、卖国贼等反面人物,则竭力描绘其在私人生活中的慈爱、孝顺、友善、仗义等,为其渲染悲情色彩,使人们对之欣赏甚至同情起来,从而转移对其屠杀民众、出卖国家等恶劣行径的关注。更有甚者,竭力为贪生怕死、吃喝玩乐、卖国求荣之徒辩护,似乎这样做才符合人性,而英勇就义、慷慨赴死反而违背了人性。
“高尚者并不那么高尚,卑鄙者并不那么卑鄙”,似乎整个世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均质化的庸人所组成。历史虚无主义就是用这种手法,模糊善恶界限,掩盖反面人物的各种错误立场和反动行径,为之翻案。
在看待农民革命时,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将其描绘为一场戕害人性的暴乱。他们不去关注农民曾经如何长期遭受地主阶级高昂地租、高利贷、酷刑等各种形式的剥削和镇压,而是去渲染革命斗争的“无情”。有些作品,热衷于刻画个别地主在日常生活中的“知书达礼”、“典雅高贵”,以此来迂回表达其对革命斗争的不满,似乎革命就是野蛮对文明的报复,是卑劣人性的集中展现。
在看待反抗侵略的战争时,历史虚无主义者不去区分战争双方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而仅仅从个人情感、个体命运以及家庭遭遇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每一个体都是战争的受害者,不管是发起侵略的一方还是反侵略的一方,都是值得怜悯的对象。前者是被欲望蒙蔽了双眼,是可怜的灵魂需要救赎的对象;后者则不过是逞一时之勇的可悲炮灰,一时的英雄壮举带来的是无尽伤痛甚至生命的毁灭。于是,战争无胜负之分演化为战争无是非之别,对战争的反思被简化为笼统的“反战”,人类和平被寄望于对抽象“大爱”的呼吁。对侵略者的谴责成了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代名词,而对英雄的纪念反而成了好战的同义语。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人性?恩格斯深刻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吃喝住穿、七情六欲、谋求生存等固然是人性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性的全部。人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人性当中的确有其自然性的一面,但决定人之为人的,却是其社会性。因此,为了民族解放和人类进步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才真正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实现了人性的升华。相反,用自然性来代替社会性,鼓吹贪生怕死,出卖民族利益,这无异于将人性降低为兽性。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0页)诚然,每个个体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反面人物在自己的个人生活领域,也许温文尔雅、有情有义,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在面对被统治者时,整体上展现出血腥和残暴的一面。这是由于其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是由于他们在根本利益上与人民大众的对立甚至冲突造成的。因此,不能因为他们在某些时刻某些场合展现出了温情,就忽略其在面对民众时本质上的反动性;也不能指望他们良心发现,弃恶从善,实现友爱与和平。用抽象人性论来看待阶级对立和冲突,看待民族解放战争,看似充满道义,实则软弱无力,客观上更是对恶行的纵容。
二、用所谓“温情”的改良消解革命的正当性
在看待历史发展的动力方面,历史虚无主义者无视阶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视革命产生的必然性,把它看作一种情绪化产物,认为如果耐心等待统治者“温情”的改良,社会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比如,有人认为,“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70页),会扰乱社会秩序,付出沉重代价。“革命其实是一种情绪化的东西,革命时总是以为靠一股气,一股劲就可以解决问题”,“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同上,第79、68页)。革命是不必要的,也是可以避免的,只要大家意识到它的破坏性,耐心改良,便可避免革命带来的弊端。“革命可说是一种能量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同上,第71页)。那么,改良的希望在哪里呢?在那些明智的幡然醒悟的统治者身上。
不仅如此,历史虚无主义者还把革命看作是因嫉妒贪婪而引发的产物,是对统治阶级这一精英集团的不公。以土地革命为例,这一观点认为,同样是人,别人能做到家大业大成为地主,而你贫民却无立锥之地,不正说明人家能干,而你能力不行吗?为什么要剥夺人家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土地?
那么,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革命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它的出现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或者人为的煽动吗?从根本上讲,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形态更替的重要动力。“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即打碎那种由于同新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而到一定的时候就要瓦解的上层建筑。”(《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较为活跃,生产关系则较为稳定,二者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需要解决。而每一次解决,都会引起社会利益格局不同程度的调整,因此,往往会引发广泛关注,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关注。特定时期的生产关系,即“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与统治阶级利益休戚相关,对它的任何一点变动,都会引发统治阶级的不安。如果说,在特定时期,他们还能容忍或发起一些不从根本上触动生产关系的改良的话,那么,那些从根本上改变生产关系的变革,则是不可能得到其默许或者支持的。它会采取一切手段来保卫它。此时,唯有那些在这一生产关系下无法生存下去的广大的被统治者,用革命的力量才能打碎它,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促使社会向前发展。革命的发生是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桎梏这一现象并非人为造成的“错误”,也不是统治阶级一旦觉察到便可以去彻底改正的“错误”;而被统治阶级发起的革命,也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更非出于人性的卑劣。革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及由它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是解决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革命还是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即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前提。
革命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尽管在具体的革命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正能量,是起积极作用的。不应该用所谓“温情”的改良,去否定革命或贬低革命者。
三、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衡量中国的发展道路
把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视为不可逾越的历史极限,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之一。在他们看来,近代以来的外来侵略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痛苦,但更多的是给中国带来了新型的现代文明。如果当时我们不反抗外来侵略,而是执行一条“孙子”(论者强调说:“不是《孙子兵法》的孙子,而是爷爷孙子的孙子”)战略,便可搭上一条顺风船,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很可惜的是,我们却用“民族独立”的名义将其拒之门外;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启蒙被救亡所压倒,被性急的年轻人所抛弃,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问题;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改早了、改糟了,因此,要补课、要走回头路;尽管近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根本不值一提,唯有彻底废除“四个坚持”,才算是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从这些观点来看,不管是主张采纳“孙子”战略,主张重新启蒙,还是主张补课,走回头路,或者是主张废除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所谓彻底的改革,其背后都有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不可超越,舍此另辟蹊径都是徒劳无功的,都是对人类文明大道的背离。
怎样看待历史虚无主义的这一主张呢?列宁在批判主观社会学家把“一般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时,就曾深刻指出:不去研究具体的社会形态,不去对特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实际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就“从空想开始”提出一个抽象的“一般社会”来。“资产者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现代制度的特征硬套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身上。”(《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4页)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与此相似。他们无视“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他们无视近现代中国面临的内忧外患,不懂得启蒙如果离开救亡这一前提,便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他们也无视新中国在强敌环伺的国际形势下,已经失去了走欧美、日本等国工业化道路的各种有利条件,唯有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才可能较为平稳地迅速完成工业化的重任。他们更无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心中有一个所谓“完美社会形态”的标准,凡是不符合其设想的社会便被斥为背离了人类文明大道。而事实证明,他们这种所谓的“完美社会”、“一般社会”,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代名词。
新近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新变种”主张,所有历史观都带有终结论色彩,要么终结在现在,要么终结在未来。在它看来,马克思的历史观把想象中的未来共产主义当作历史的终结点,否定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从而陷入了“历史虚无主义”。这就不如资产阶级启蒙学者“把历史终结在现在”那样科学,因为“启蒙历史图示去掉未来阶段,就等于是树立了一个现实标准的原则,它指出美好的事物就存在于人们眼前的现实世界中……建立了一个现代的思维方式和新的历史观”(尹保云:《要警惕什么样的历史虚无主义》,《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按这种观点的前提和逻辑,要想不陷入他们所称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唯一的出路就是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放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放弃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否定共产党自成立以来所做的一切努力,转而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的完满性,走上其所宣扬的资本主义道路。
总之,无视中国具体国情,以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价值观为衡量标准,试图推动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与之接轨,并以此扭转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是历史虚无主义始终不变的企图。可以说,这是“历史终结论”的又一版本。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视阈中的意识形态性质研究”[13FKS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杨德霞,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来自于:求是理论网 2015年10月23日)
改革需要众多有胆识的先锋
中国农村改革开创者之一的杜润生先生日前辞世后,对于他生前在中国农村改革中倾力所为的开创性事业,舆论广泛褒赞。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者之一,作为改革突进时代中国农业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杜润生先生已然具有改革的符号性。
在国家博物馆里,有一份已成珍贵历史文物的印有十八个手印的小岗村农民分田单干时立下的生死状。这份生死状,既表明中国农村改革的原动力所在,也表明中国农村改革破冰时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政治氛围。对这种环境,作为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杜润生来说,不会不了解,不会不清楚。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杜润生以理想主义者的情怀和久经历练的行事方法,最大限度地在农村政策的决策层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助推中国农村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功的同时,也将自己置于中国改革的历史性人物之列。
改革是开创性事业。有胆、有识、有办法是改革开创者的必备素质。回望来时的路,中国改革正是在需要开创者的时候,出现了一大批如杜润生先生这般有胆、有识、有办法的改革先锋。有胆,意味着勇气,也意味着牺牲;有识,意味着清醒,也意味着智慧;而有办法,则意味着能力和经验、思路和策略。有胆、有识、有办法的改革开创者们,在国家顶层决策中,与基层农民要填饱肚子的诉求相呼应,由此掀起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之波。杜润生先生就是站在改革潮头的弄潮者之一。
在20世纪改革初始阶段,几乎所有中国人,对改革的认知、认可和认识,都是从饭桌上开始的。而在饭桌上展现的改革正当性和可行性的物证,正来自于农村改革的成果。中国改革尤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说明,解放思想,改变观念,从来都不是思想到思想,观念到观念,而是旧的思想碰壁,旧的观念落地;新思想新观念的成长、成熟以至最终确立,是让旧思想、旧观念碰壁和落地的现实逐渐扩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改革的成功,不仅奠定了中国全面改革的物质性基础,也为改革的全面展开准备了激励解放思想和助力转变观念的物质实证。
从舆论已有的表达内容看,人们之所以对如杜润生这样的改革先贤满怀敬意,是因为这些改革先锋不仅身体力行改革事业,也以虚怀若谷的开放胸襟和气度,为改革事业寻找同道、积聚力量、培养人才。改革先贤的这种胸襟和气度,促成了改革中坚力量的形成,对改革事业的延续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者们,逐渐凋零辞世,然而改革开放的进程并没有结束。今日中国,改革开放仍是未竟之业,仍需要数量众多的有胆、有识、有办法的改革先锋。向改革先贤告别,当然不是向改革告别,而是要接过先贤们的改革接力棒,完成新征程。相信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近40年的中国,相信在农村改革释放出巨大物质财富的中国,改革思想常在,改革之树常青。(何人可)
(来自于:求是理论网 2015年10月30日)